新世纪以来,我国能源需求增长旺盛,2000年我国能源消耗量为14.5亿吨标准煤,2009年提高到30.7亿吨标准煤,9年间增长了1倍多,比上一次能源消耗总量翻番用时缩短了一半。能源需求的高速增长加剧了我国对国际资源市场的依赖度,2008年我国能源总进口量达到36764万吨标准煤,占全部能源消费量的11.9%左右。
但是,中国能源需求既不会无限增长下去,也不会持续高速增长。
新世纪以来的能源较快增长,不排除有能源利用效率偏低的原因。我国单位GDP能耗是全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多,比中等收入国家高41%;33种主要工业产品的单位产量资源消耗量比国际平均水平高46%。但最主要的原因,还是我国工业化正处于重化工业阶段,这一阶段能源消耗需求巨大且快速增长,能源与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较高。
然而,这种情况即将出现新变化。随着节能减排工作的有效推进,我国经济增长对能源需求的依赖开始变弱,“十一五”期间,中国以能源消费年均6.6%的增速支撑了国民经济年均11.2%的增速,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由“十五”时期的1.04下降到0.59。更重要的是,这种减弱将发生“质变”。
我国一直谋求摆脱经济增长对高耗能行业和能源资源的依赖,但多年来一直没有实现,根本原因之一就是经济发展未到摆脱能源资源依赖的“时间窗口”。但“十二五”时期,这个“时间窗口”将逐渐打开我国开始迈向高加工度工业化阶段,由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,转向资本、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导,这会大幅降低能源需求的增长速度。
一些关键性、深层次的产业结构变动,揭示了这种工业化阶段转换的来临。根据测算,我国工业产品的中间需求已占全部需求的68.6%,也即超过2/3的工业产品是作为其他部门的中间投入品。从我国工业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密集度来看,2000年以来人均工业总产值和人均工业总资产有了大幅度提升,前者增长1倍多,后者增长了50%以上。
国际经验表明,重化工业阶段结束后能源消耗将趋于稳定。以日本为例,在重化工业阶段(1960年~1970年代末),日本能源消费量从1亿吨左右攀升到4.3亿吨,20年时间能源消费增长了3.3倍,但当重化工业阶段结束进入高加工度工业化时(1970年代末到1980年末),尽管此时日本经济增速仍然达到了年均4%左右,但能源总消费基本稳定到4.3~4.6亿吨标准煤。跨越了重化工业阶段后,尽管生活用能将迅速增长,但能源总量增速明显下降,美国在1950年代末到1980年代末的能源消费仅增长了70%,英国同期能源消费也仅增长25%。
但也不可据此认为我国能源需求会在“十二五”时期趋于平稳。
一方面,发达国家将重化产业不断向其他国家转移,这极大降低了发达国家能源消耗强度,而受投资和技术周期的限制,我国目前还不具备这种产业转移条件。
另一方面,我国能源资源管理体制还不完善,资源成本构成不完全,并未计入“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成本”,仅从环境治理的角度来看,煤炭等产品大约少计入了1/3的成本,使得能源资源使用成本过低。这些因素都使我国能源需求的转折点滞后于工业化阶段转换点。
但是,发展阶段的转变迟早都将促使能源需求发生根本转变。可以预计,到“十二五”末至“十三五”初,我国能源需求增长速度将大幅下滑,到“十三五”末,能源需求将开始趋于阶段性平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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